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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县城历史文化寻踪
作者:文|史宏拯  发布日期:2019/12/24 阅读次数:
矗立于黔西水西公园的李世杰牌坊(聂宗荣 摄 )
今日黔西(裴建光 摄)
  据《贵州通志》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明征南将军傅友德和随同出征的安龙侯吴复于三月五日“领贵州等卫官军,钦依御旨至水西拣地名郭章(彝语)兴工筑城,至五月十八完备圈门(土墙)”。这次建城,围地宽大,沿今黔西县城四围山岭建造,是应急城堡。
  乾隆《黔西州志》记载,明洪武初年(1368),都督马晔建(土城),周围九里三分,墙高一丈八尺,东西南北各开一门,后毁。清康熙三年(1664),水西乌撒反,清廷令吴三桂率大军入水西分兵进剿,十二月擒安坤诛戮,平定水西。康熙四年(1665),吴三桂在《请设新疆(水西)三府疏》中说,“臣拟将十一则溪设三府”,但“不便以比喇、水西、大方为称,宜改新名”。是年(1665)五月,清廷议复:“其三府应易新名,即令该蕃拟定具题。”吴三桂将比喇易名平远府,水西易名黔西府,大方易名大定府。康熙五年(1666)二月,清廷议复,依题下达正式启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改黔西、平远为州,隶属大定府。康熙二十五年(1686),知州何缙、副将谢吴复修土垣。雍正四年(1726),知州陈德荣重修东西城门,城门镶石匾,东曰“旭升”,西曰“宝城”。雍正八年(1730),知州鲍尚忠维修四围土垣。
  乾隆七年(1742),知州冯光宿重修西门城楼,门额石匾为“黔阳锁钥、水西保障”。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州赵廷楠复修,改土墙为石墙。东北面缩小,城围四里三分八百六十七丈,城厚三尺,雉堞五百八十个,炮洞八百四十九个,分五门,城门拱石,东嵌石匾“迎晖”,西嵌石匾“宝成”,南嵌石匾“向化”,北嵌石匾“拱宸”,另开小东门嵌石匾“凝霞”。至清代末期,经历代州官新修、重修、增修,黔西州城已基本定型。南门城楼(城门)在今环城南路口与原县医药公司出口交汇处,城墙沿环城南路往东,经原小五金厂与织带厂间至农贸市场出口与环城东路交汇处为东门城楼(城门),环城东路入口处仍存古城墙遗迹。环城东路城墙经县机关职工宿舍(也称“统建宿舍”)转向今油榨街口为北门城楼(城门);北门城墙沿今北正街口,转向原五金公司仓库后山,经过现县人民医院门诊大楼下到西门(现城关六小上方坡上)为西门城楼(城门);南门城墙从西门城楼沿山经现三小操场下(此处城墙保存最完整),经过原县公安局后坡再经现商业街转入原县医药公司出口处。
  水西为什么改名黔西,史书上并无明确的记述。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二:其一为“方位说”。水西改土归流后,水西地域不复存在,而过去以“鸭水”(鸭池河)为界划分的“水东”“水西”已隶属贵州省辖地,而贵州又简称“黔”,水西城地处黔省之西而易名“黔西”;其二为“地域说”,清顺治十五年(1658)冬,吴三桂率大军出遵义向西进发,途经“郭张”地河边时,见一位彝族妇女正在河边洗线,便吩咐马弁去打听地名。彝族妇女不懂汉语,只按她正在干的活用彝语回答“呐马阿拿切启”,意思是“老娘在这里洗线”。马弁也不懂彝语,只记住尾音“切启”回报吴三桂,吴三桂便将其牢记在心。康熙四年(1665),吴三桂将比喇、水西、大方易名设府时,回忆此前路过“郭张”时彝族妇女回答之“切启”音,便将“水西”易名为“黔西”。两说中,“方位说”较为人们接受并常引用。
  黔西县位于省城贵阳西部,地处乌江中游鸭池河北岸,东临修文,南接清镇、织金,西及西北与大方为邻,东北与金沙县接壤,总面积2554.1平方公里。
  黔西人杰地灵,才俊辈出。清代兵部尚书李世杰为官五十余载,勤政清廉,逝后乾隆皇帝赐御葬,谥号恭勤。1936年2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黔西县城川祖庙内召开了有名的“黔西会议”,建立黔(西)大(定)毕(节)革命根据地。

  大府坝
  清康熙五年(1666)初设黔西府时,知府衙门设于大府坝(原县影剧院处)。此后,知府王命来请大名鼎鼎的皇室风水先生陈某观测,择到九狮闹莲的中心吉祥地(原县政府处)修建知府衙门。原知府衙门遗地坝子称为“大府坝”,一直延称至今。
  原大府坝街中心建有一排房子,靠武官衙门(今黔西二中处)一边称“上排街”,靠财神楼堂(南大街口)一边称“下排街”,东、西、南三条大街交汇处构成丁字形,除三条街交汇处较宽大而外,其余都很狭窄,街面道路全用石板铺成。大府坝中心处地下有个能盛上千担水的大消防池,几条街的地下水全经此消于南郊大田之中。东街、南街尽是瓦房,西街除几处瓦房外,茅草房甚多。其街道只够两匹驮马对闯而过,经常出“马祸”。
  1940年,遵义洗马滩人唐绶来任黔西县长,为了使黔西城内街道扩宽,决定将汽车站迁进城,设于大府坝老川祖庙。刚规划筹备好,唐绶来因长时间下乡工作,步行劳累过度而吐血死了。继任县长刘守刚在广大民众的要求与支持下,按计划完成了汽车站搬迁任务,扩宽了街道。1941年春,黔西县政府派人由东门城门起至大府坝鄢家巷一段,按设计路面宽度,牵线用石灰洒于街道两边的房上,限定40天内拆到白线处,工费自理。先拆除大府坝街中心的一排房子,继之从东到西挨户拆除,不到40天就全部拆除完毕。紧接着将东、西、南三条大街改造成水石泥结构路面,以便汽车通行。南门为了改直,由城门对着大桥的田坝中间新开一条大路,直达油榨房与清毕公路相接。当年重阳节的第二天,大府坝汽车站建成开业。当夜,贵州省教育厅的“巡回施教电影放映专车”开到车站门前,为庆贺车站落成放映有声电影——此为有声电影传入黔西之始。
  车站迁进城后,城内三条大街全面改观。特别是大府坝周围,家家受益。抗战时期,华北、华东等地许多城市被日寇侵占,难民们只得往大后方逃走,清毕公路车辆流量不断增多,难民纷纷涌来。大府坝一带的餐馆开设便餐,家家每日要卖几大斗甑糙米饭,通宵有人来吃饭,不做生意的人家也卖起饭来,不开旅社的人家也开临时食宿店,大府坝一带的住房,无一家不增收的,甚至有些人家由小摊贩一变而为大商店老板。
  1956年,贵州省交通厅拨款在南门外原汽车站处扩大地盘,新修车站。同年9月,迁新站营运,原大府坝车站交其他单位改建使用。1958年“大跃进”时期,原房被拆除,修建电影院,西边是农业银行,东面是百货大楼。大府坝仍然是黔西县城最为繁华的中心。
  如今的大府坝并不十分华丽,也没有较多的高楼古迹,一排排沿街的小门面多是两层楼房,一楼的门面经常被装修得焕然一新。抬头间,“上了年纪”的老房子还是隐隐约约掩映在梧桐叶间,青瓦、板房和老墙,折射出了它的旧貌,然而这些丝毫影响不了它夜间的灯火通明、热闹非凡。

  黔西县城的同乡会馆
  从清康熙三年(1664)平定水西土司安氏之乱,到康熙五年(1666)改土归流——废除原来的土目和土官,不论何族人都可派任为行政官员;凡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官吏,其任免升迁调遣都由中央政府决定,不得世袭;最大的进步是取消了农奴制。这时,清廷下旨建立了黔西府,外地移民源源不断来黔,开始与中原各地通商。
  黔西知府为了商业的开展,下令开设了狗场、蛇场、谷里场、滥泥沟场、朵朵坝场、火石坝场、中场坡场、三重堰场、中果河场、革木场、新场(又称打鼓新场)、遇母洞场、凹脚场、安底场、长坝场、沙土场、老木孔场、园村场、苦茶园场、清水塘场、石革闹场、铸钟场等22场。大多数以十二地支分配为场期,故有些地名都由场期转变而来,如沙窝称“蛇场”、林泉称“狗场”。从此,各族人民都定期在市场上出售农产品、土特产、家庭手工业产品以及马牛羊牲畜、鸡鸭鹅家禽和猎物等,同时买进食盐等生活、生产所需用的物品。据《贵州通志·土民志》记载:“大多数农村集市,开初进行交易时用饭碗计粮,四小碗为一升;用手量布,大指至中指间的距离为五寸,称为一卡,两卡为一尺;用拳量牛,高十三拳者为大,齿少拳多者价高……”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开店招商生理,才使用升、斗、尺、秤等度量衡”。
  继之,外省移民越来越多,城乡街道增修的民居都修有做生意的柜台,那就是商业发展的见证。对黔西商业发展最有贡献的,要算几个较大的同乡商务会馆:
  江西会馆——“万寿宫”,清康熙年间修建,位于黔西城内东正街(今县电信公司处),是一座建筑别致的庙宇、设备较为完善的堂馆。该会馆分左右两个大院:左院有一间大的戏台,中间坝子及两厢长廊以及正殿楼厅,均可设座看戏。外地来黔戏班、杂技等民间文艺团体,四季轮回不断地租用。右院四方排楼为两层,安设会馆各办事机构:首士房以下,有士绅、商贸、农桑、士匠、医士、军旅、教育、驿运、星象、慈善、流寓、孝义、乡访等办事室。江西商会印发给各同业公会的帐簿封面上,用红色印有两行文字:“预付订金扶农桑,为有源头活水长。”这是培养货源的经验,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仍然值得务商者借鉴。江西会馆于1927年被强行占用设地方军事机关,1936年因东南半城发生大火而被焚毁。
  两湖会馆——“三楚宫”(俗称寿福寺),清康熙年间建,位于东后街(今城关五小处),分前后两院,前院大戏台的四柱台口及吊檐镂花精美,左右两厢阁楼上悬吊大钟大鼓;后院有花园,清雅幽静,两湖商会、同业公会设于左右两厅。宣统二年(1910),因参加贵州革命党“自治学社”的两湖人多,“贵州自治学社黔西分社”设于馆内。民国年间,该会馆曾集资创办过“醒群小学”及“宏济中学”。两湖入黔定居人士,历代以来不但对发展黔西商业有功,而且带头参加民主革命,为推翻贵州清政府立过大功,名响一时的贵州自治学社骨干方伯鸾、熊日皓、姜蟠溪等70多人,已载入贵州辛亥革命的光荣史册。该会馆今仅存戏台,被定为“黔西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老四川会馆——“老川祖庙”,位于城中街大府坝,建于清乾隆年间。新四川会馆——“新川祖庙”,位于西街(今县供销社处),清道光年间兴建。新老川祖庙都有前后两个大院,前院有戏台,后院设会馆办事处及商会、同业公会等机构。四川移民入黔以来,为促进黔西城乡商场的发展做过较大的贡献。特别是川盐仁岸运销定黔西州之滥泥沟为集散中心,棉布商也纷纷随盐商而来,几乎全占了黔西棉布行业。据文献记载:“一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借贷者无不倾家荡产……地方官支持高利贷者垄断会馆商务,侵占小本经营者的权益,累有小本商人及平民不服,筹资新修会馆,成立‘四川移黔平民同乡会’,与老会馆分庭抗礼,最后老会馆把持人以失败告终。后来新会馆主持人以入黔川人代表身份进入黔西州商会,理事会、监事会各有一人。”
  山西会馆—“武圣宫”(俗称“武庙”),位于东正街(原县烟草公司西侧),清乾隆年间修建。据史料记载,关羽为蜀汉大将之首,生于河南大解,死后被封为“武圣人”。为什么山西会馆设于武圣宫呢?据说来黔开办银庄、票号的侯、杨二姓人家,祖籍河南,所以出资修“武圣宫”为同乡会馆,其中含有发家后不忘祖籍,并借以宣扬祖籍名人之意。该庙会仅存正殿,因红石龙柱雕刻精美,被定为“黔西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已维修一新。
  贵州会馆——“黑神庙”,位于东门外,清乾隆年间建。庙中供奉之神为南八(塑像谱名南霁云,顿丘人,顿丘治所原在河南濬县之西,后属河北清丰县西南),唐代张巡部将,安禄山反,与张巡共守睢阳。临危,南八拔刀断指立誓,愿与城共存亡。城陷不降,和张巡同时就义。但在黔西民间世代口碑中,硬把南八定为龚州(治所在今谷里)人,而且还被写进了布依族蓝、韦二姓的家谱。因此,清光绪年间满族人扎拉芬任黔西知州时,把无同乡会馆的贵州人和各少数民族人士组织起来建立贵州会馆,设在黑神庙内,推举代表参加商会及其他社会活动。该庙于20世纪80年代被毁。
  关于各同乡会馆在黔西开展的商务活动,民间流传一段顺口溜:“商务首推江西帮,山西佬儿办钱庄,四川后来赛湖广,只有云贵不入行。”

  中书巷与黔西女子学校
  中书巷在黔西老城西门,又称中书第。中书为中国古代文官官职名,清代沿明制,于内阁置中书若干人。在清朝之位阶约为从七品,中书职能通常为辅佐主官,为基层官员编制之一。设置在如六部之中央机构官署,负责典章法令编修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工作,或由举人考授,或由特赐。若进士经朝考后以内阁中书任用者,并可充乡试主考官。而依工作性质不同亦有“办事中书”或“掌印中书”等细分区别。随着清朝的灭亡,该官职被废除。该巷源于刘氏官至“掌印中书”,人称“刘中书”,所居住宅小区即以其官职命名。
  刘淑芝,女,清光绪十三年(1887)出生于中书巷。受家庭的熏陶,她自幼喜爱诗书,在优越的家庭教育下熟读了“四书”“五经”及众多古典文学。辛亥革命后,刘淑芝接受了一些新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在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引导下,认为妇女不应桎梏于家门,应踏入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谋求妇女解放,并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振兴应建立在提高自身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基础上。她与家人相商,征得赞同后于1914年在黔西县城西门中书第刘氏祠堂内创办了黔西县第一所刘氏女子私立小学,招收学生10余人。所学功课除了《三字经》《女儿经》《百家姓》外,还教授新学、算术、刺绣、剪纸等功课。她教学严谨、朴实,收费很低,对贫困家庭学生不仅免收学费,还供给食宿,深受群众好评,一些贫困群众尊称她为“活观音”。
  1915年,要求入学的女孩子增至50多人,刘淑芝自感教学力量薄弱,于是与其兄刘耀松、张醒汉等商议,联合有识之士、开明士绅筹资,利用文昌宫、火神庙后面的大片荒地创办女子蚕桑学堂(位于今黔西二中至六小一带,当年集资办学的石碑还镶嵌在六小围墙上)。刘耀松、张醒汉任学堂总理,刘淑芝任学堂总务(相当于现在的教务主任),聘请了刘端肃、施瑶辉等几位女士为教员。学校开学后,刘淑芝带领学生广植桑树养蚕。女子蚕桑学堂是当时黔西县唯一的一所女子半工半读学校,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第二年首批蚕丝喜获丰收。学校经费充裕后,添置了桌凳教具,扩大招生范围,学校一时兴旺昌盛起来,最多时学生有两百多人,教学除开设国文、算术、修身课外,还开设工艺课,传授刺绣、养蚕、缫丝等技术。
  1917年,刘端肃、刘淑芝(二人系姊妹,刘端肃是革命烈士黎又霖的母亲)合作了一首《蚕桑学校校歌》:“吾说神州六千载,正气磅礴天地台。文化由来先世界,何物希腊堪争赛。昆仑山、星宿海,渊庭郁市分支派。一划天开,首比中原大物外,欧风美雨夫为乎来哉!黄河直绵连,自由雨花台,神圣继续育人才。尧舜禹汤文武固根偕,漫说孔孟墨徒今安在。我中国、大无畏,我中国、人尊爱。大陆焕然新,政体共和终不改。风云鬼怪,波涛澎湃,黄龙护鼎白龙拜,丈六金身永不坏。国魂国魂归去来,亿万斯年精神在。”
  刘端肃、刘淑芝侄子刘琪就读北大时参与“五四运动”,后与吉鸿昌投身反蒋抗日的革命活动被特务暗杀身亡。
  1919年,黔西县春天久旱不雨,入秋阴雨连绵,稻谷多不扬花,低洼处被淹。女子蚕桑学堂的桑树大多枯萎而死,秋后又遭虫害,蚕死过半,学校经费困难。幸得刘端肃、刘端蓉等城里姊妹大力支持,才勉强渡过难关。谁料第二年,天灾又至,先冰雹,后伏旱,女子蚕桑学堂被迫停办。
  1920年初,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黎又霖回家探亲,得知女子蚕桑学堂被迫停办的情况后十分揪心,为了让女孩子能上学,黎又霖动员父母亲捐资恢复女子蚕桑学堂,得到父母的赞同后他又去刘端蓉、刘淑芝家动员姨母们和母亲联手创办,他的提议得到姨母们的同意。由于女子蚕桑学堂的桑树大都枯死,女子蚕桑学堂名存实亡,决定改名黔西女子国民学校。经过紧张的筹备,借用寿福寺做校舍,1920年秋天,黔西女子国民学校开学了。第一期招收了60多名学生,根据年龄大小设幼稚班和初小班。刘淑芝将《女儿经》《三字经》改编后作教材灵活施教,还为黔西女子国民学校作了一首校歌在校内外传唱:“迴龙河水东入海,九狮闹莲、地灵人杰,男女平等新社会,放开手足朝前迈……”
  黔西女子国民学校办了两年,因经费不济及其他种种原因,还是被迫停办了。1926年,熊绍儒创办黔西县初级中学,招收了一个女子班,聘请刘淑芝当教员,刘淑芝任教不足一年因病辞职回家,于1930年病故。

  黎又霖故居与万年台
  黔西县城中街解放路也叫南后街,黔西第五小学在街口,当地人习惯称五小弯弯。上世纪40年代,南后街最好的建筑是黎家大院,占地面积300余平方米,一正两厢四合大院,木屋瓦顶结构,红漆门窗。房屋主人黎斗恒,字秉田,清末秀才,贵州同盟会、自治学社会员。其子黎又霖(1895-1949),又名黎万里,曾参加国民党、共产党、民联、民盟、民革、农工党等组织。1915年,黎又霖考入北京大学法政系学习,任该系学习委员会委员。在“五四运动”中,黎又霖率领法政系学生游行示威,焚烧了曹汝霖的豪宅赵家楼。1919年10月,黎又霖加入国民党,在黔军袁祖铭部第二师杨其昌师部任参谋,参加北伐战争。1933年,他赴福建参加反蒋的福建省人民政府,失败后辗转于上海,先后受聘为同济大学教授、上海公学(大学)总务长;滇军驻黔办事处处长等职,从事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等活动。抗战爆发后,他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取得联系,经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地下)特别党员。1945年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任民联西南执行部执行委员。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重庆支部秘书处主任。1948年,他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西南地区秘书长,协助杨杰建立川康滇黔民革组织,任民革川康省委主要负责人,组织策动武装起义。1949年8月,黎又霖在重庆被秘密逮捕,被关押于重庆白公馆看守所。11月27日,黎又霖在大屠杀中壮烈牺牲,时年54岁,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到黔西,黎斗恒拿出钱粮资助红军,并让出堂屋作为贺龙、任弼时的办公室。2015年,黎又霖故居被列为“黔西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被列为“毕节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五小弯弯另有一幢古老建筑,原为湖南、湖北的同乡会馆,亦称“两湖会馆”,也叫“三楚宫”“寿福寺”。砖墙正门上方有一块长约3米、宽约1.5米的石匾,阴刻四个楷书大字“源远流长”,其匾上方又有一块竖立的小石匾,竖刻“三楚宫”三字。左门楣上有一块石匾刻上修建时间:嘉庆六年岁次辛酉冬月吉旦。正门两边刻有楹联,曰:
  庙貌控西东,湖雨岳云重绚彩;
  乡人联南北,楚天黔地两关情。
  明末清初,外省的同乡会在贵州各地都建有会馆。贵阳的两湖会馆,又名寿福寺、三楚会馆,建于顺治年间,是所有会馆中建得最早、规模最大的。黔西的“三楚宫”亦是黔西县城的同乡会馆中建得最早、最好的。“三楚宫”之名,原意是湖南、湖北、安徽三省同乡会,因历史上该三省属楚国属地,故名“三楚”。其实内中也蕴含了反清复明的意思。《史记·项羽本纪》中有“楚虽三户,亡国必楚”之语,《阿房宫赋》中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之语,表达了弱小民族打败强大压迫者的决心和气概。“寿福寺”亦为“寿佛寺”,取长寿福禄、佛祖保佑之意。民国初年,两湖会馆曾为贵州自治学社黔西分社社址。
  明清时期的同乡会馆都建有戏台,借演戏剧宣扬家乡风土人情,也借此联络同乡、交流感情。“两湖会馆”戏台也叫万年台,是黔西所有同乡会馆戏台中最具特色的。戏台前的四根大木柱上分别刻有两副楹联。
  其一曰:
  看来离合悲欢,假笑啼中真面目;
  演出忠孝节义,新声歌里旧衣冠。
  其二曰:
  霓羽弄新腔,看凤翥鸾翔,神传衡岭;
  地买遗妙枝,听江声水调,响彻黔云。
  世事沧桑,“两湖会馆”的主体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万年台。该戏台是目前省内仅存最为完美的深浮雕木构建筑,戏台前沿上方的浮雕图案有《荆轲刺秦王》《完璧归赵》《将相和》《杨广逼宫》等古装戏的人物造型,其雕刻技艺精湛,人物栩栩如生。三面檐枋上是镂空的龙凤图案雕花板,其工艺水平十分精美。据专家考证,万年台不论是从造型还是设计上都是国内戏台中少有的上乘之作,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首屈一指。万年台于1981年被列为“黔西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3年万年台得到修缮。如今,修缮一新后的戏楼以古朴新颖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重现了昔日的风彩和辉煌。

  印山浮玉和诗社
  在九狮环抱的东郊田坝有一座小丘名印山,又称印盒山。清康熙《贵州通志》称“印山毓秀”,《黔西州志》誉之为“印山浮玉”,被列为“黔西古八景”之首。明末“黔阳王”、清初水西宣慰使安坤的岳父皮熊曾作诗赞颂:“绿水托白玉,环屯柳成荫。荷池绕亭阁,花下鱼自宁。朝吟随雾散,夜火留书声。水西多奇景,印山甲头名。”山上建魁阁,又称“奎楼”,是当时黔西城的最高楼。奎楼圆形八柱三楼,六角翘檐,翘檐角尖有风铃,四围有水池种荷,植垂柳。民国末期柳树粗约两人合围,奎楼掩映在荷池碧水绿柳之间,实在是文人雅士邀约闲吟不可多得的好去处。
  乾隆三十二年(1767),州人赵文光与高文亮两进士发起,在印山魁阁创建诗社名“印山诗社”,州之名士刘应华、史纯武、史宗贤、谢扬声相与定期酬唱。诗社同仁常邀集州之文人雅士和流宦名贤定期登楼吟唱,集会赋诗,留下许多佳篇名作。如陈旭(正安人,康熙四十二年举人,曾任黔西州训导)诗曰:“花楼通碧落,登眺远离城。彩笔从空扫,青云傍足生。铃摇风外响,窗映月边明。缥缈身何似,宛若天上人。”州人张焕(雍正五年丁未科举人,官知县)诗曰:“高吟挥彩笔,泼墨渍银河。气象终南胜,光辉月殿多。六鳌浮欲动,七极对如何。独在青云上,千山似水波。”
  道光十年(1830),江西东乡吴兰雪(又名吴嵩梁,嘉庆年间举人)出任黔西知州。吴兰雪青年时期以诗文著称乡里,未出任黔西知州前,已是诗誉满京都,他的诗被来华的朝鲜人索去作诗佛设诗龛供奉。吴兰雪来到黔西,得知州之文士多好诗,便重振印山诗社。他捐廉俸,添置桌椅,购置诗笺、诗简、纸墨笔砚于奎楼,诗人云集,诗社盛况空前,黔西山水民俗、风情活现在诗人笔下。吴兰雪在任知州期间,写有诗《州廨后即狮山、旧有草亭、可以观稼》:“官阁如村舍,开门即后山。缓行红树下,深坐翠微间。谷暖群莺出,田平一鹭闲。遥观禾锄者,臼暮踏歌还。”雨后踏青至西门桥,有石崖临水,地甚平旷,徜徉其间,两岩杂花盛开,灿若锦绣,顾而乐之。五律选一:“桃坞红成海,梨花白照天。一弯芳草路,十亩菜花田。诗和惟彭泽,图成即辋川。归耕吾未果,惆怅听啼鹃。”《刺梨花》绝句一首:“嫩朵繁枝剧可怜,乱山深处马蹄前。水西已悔寻春晚,辜负青旗买酒天。”《救军粮》俗称“红刺果”一绝:“方言曾传解军饥,秋深寻子爱离离。山间富贵人间少,红缀珊瑚十万枝。”
  吴兰雪还邀集州人史胜书、张琚瞻仰修文阳明洞,登遵义太白楼,凭吊奢香墓,诗曰:“惭愧筱骖迎送远,旌旗半卷出龙场。”在《留别播州诸同好》中曰:“忽唱骊歌仆在门,低头无语对离樽。箧中画稿兼诗稿,足底云痕杂藓痕。良友订交堪共命,名山欲别合销魂。酬知有泪无多酒,悔种痴情不断根。”吴诗中有“水西故事记奢香,戈马前朝旧战场”。“九驿路开山失险,一坯一拜土留香。崇祠未建吾滋愧,衰草残烟泪两行”。史胜书写有“新诗敢理宣成句,寿酒初斟太白楼”写“随意自来还自去,谪仙应许续清狂”“冰心一片酬辛渐,绝句三唐比谪仙”“杨柳连江犹带雨,芙蓉出此尚含烟”等诗句。
  印山诗社开一代诗风,继往开来,诗人们在万山丛中,在深箐崎岖路上,豪情满怀,诗兴大发,风流雅趣,尽在吟唱中。道光年间,印山诗社进入鼎盛时期,诗社的《水西杂咏》《印山诗稿》北京图书馆有藏本,吴兰雪的《香苏山馆诗钞》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刻本尚存,《黔中二子诗钞》贵州省图书馆有藏本。(作者系黔西县政协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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