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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革命前辈宁起枷
作者:文|翟显长  发布日期:2020/1/8 阅读次数:
毕节草原艺术社活动地之一的陕西庙(资料图片)
  林青烈士生前的亲密战友
  宁起(也有资料写作“启”)枷,1916年12月出生在老毕节城“镇南门”百花山入口“宁家龙门”,是宁汉戈(又名“启鲲”或“起鲲”)“相依为命”的弟弟,是林青的中学校友。1933年寒假期间,林青、缪正元、秦天真发起成立“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宁家龙门”宁汉戈、宁起枷、宁必恭(女)都成为“草原社”骨干,积极靠拢党组织,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参与了1934年2月中旬春节期间在珠市路“川祖庙”举行的大规模公演———“意气风发的成千青年男女,第一次/唱起无产者的心声——《国际歌》/唱起战斗的进行曲——《“草原青年”之歌》/打破千年沉寂的一声春雷哟/激荡人心,震撼山河/男女同台演出《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撕碎封建礼教的面纱/把豪门乡绅的肚子气破”(宁汉戈《高原之鹰》第七章“转移”诗句)。
  1934年冬,表哥高绍彝从毕节调遵义任电报局局长,宁起枷便到其手下当练习生。有一天,宁起枷在街上邂逅已经担任贵州省工委书记的林青,此时林青正在遵义寻找红军和党中央——“林青姨母家住遵义丁字口/地下工作时你曾在姨母家掩藏”(宁汉戈诗句),此后二人在遵义交往密切。得到宁起枷的帮助,林青顺利成为遵义电报局巡线员。按照林青的要求,宁起枷将电报局的公函信纸偷偷盖上公章,秘密携带出来,交给了林青。后来这些公函信纸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电报局收发电报不是用报机,而是用电话;收报时,对方念电报号码,记下后译成文字送给收电人,发报时也是先将文字译成电码打出去——很有可能,就是利用这些盖了公章可以到处去查线的公函,林青在遵义黑神庙附近截听了敌人的电话,从中了解到包括吴奇伟司令部所在具体位置等重要信息,及时发送军委二局,为红军袭击吴奇伟司令部并最终取得桐梓大捷做出了特殊贡献。“你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后来,秦天真同志的爱人熊蕴竹(1918—1968,从毕节城走出的女革命者)曾代表组织向宁起枷表示感谢。
  还在毕节时,高绍彝便知道林青是共产党人,是“危险分子”。为阻止宁起枷、林青继续往来,他便让宁起枷回毕节另谋职业。两人告别时,林青嘱咐宁起枷:“回毕节好好工作,如果红军到毕节,就配合红军做些工作,省工委可能派人去帮助你们。”离开遵义后,宁起枷先到贵阳舅父家住了一段时间,四处谋职。偶见报上登载国民党贵州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招考录事(一般职员),他便去应考,结果考中了。1935年3月,宁起枷又回到了毕节。回毕节后,作为“草原艺术研究社”文学组“读书会”重要成员的宁氏兄弟,在“杨家公馆”内林绍铭(杨府亲戚)家组织了一个党的外围组织——“我们的读书室”。这个“读书室”的建立和“草原艺术研究社”的继续活动,使党在毕节又重新活跃起来。
  1936年暑假,为了宣传抗日,贵州省工委交通员徐健生回到毕节城,应爱国进步士绅、县参议长刘端绪之邀,参加其组织的“民众俱乐部”,任体育股负责人。徐健生介绍宁氏兄弟加入“民众俱乐部”体育股,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它(球队)在俱乐部里起领导和骨干作用,是党的外围组织,参加的主要有宁起鲲、宁起枷、林绍铭、林小松和我。我们就以打球为掩护,进行党的工作……这个俱乐部的领导权,实际上全部被我们掌握了。我们在这个俱乐部里进行了党的活动,教育了群众,有些人后来先后参加了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徐健生《关于贵州地下党的情况》)

  卢志英烈士在毕节的得力助手
  “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党中央派卢志英为贵州军事特派员,侦察敌情,送递情报。”(宁起枷《毕节的回忆》)。“1935年3月,莫雄正式上任毕节专署专员兼毕节县县长,其实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毕节专员公署即毕节县政府。专署有民政、财政、建设、教育、总务5个科和缮校室。”(尹司农《毕节第一任专员莫雄》)宁起枷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考调任职的贵州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会是曾经在江西德安帮助过中央红军的原班人马——“自我到德安上任后,严希纯(1879—1965,贵州印江籍著名书法家严寅亮第三子,曾在恽代英、肖楚女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1923年前后入党,系南京中共河海支部成员之一)不时从上海来‘做客’,每次来都找刘哑佛(1926年“三·一八”惨案刘和珍烈士胞兄,中共上海特科成员,1939年被捕牺牲)、卢志英、项与年(1894—1978,1925年入党,电影《英雄无语》主人公)去密谈。严希纯除了到德安外,还往来于南昌、南京之间,我司令部及专署内的共产党组织是秘密接受上海地下党领导的。”(《莫雄回忆录》)在莫雄这位“让共产党当家”(自传内“从江西到贵州”小标题)的专员、毕节县长、保安司令身边,还有共产党员刘哑佛(主任秘书)、黄贶书(莫雄私人秘书,共产党员)等!专署第二号人物——担任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专员公署科长的卢志英,会是中共上海特科的重要干部、党中央委派的贵州军事特派员!“莫雄一如既往,与我党派去的同志合作得非常好,委以重任,放手工作。在毕节专署中,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都由卢育生(卢志英原名之一)同志决定,卢育生同志得以在许多部门安插共产党人,搜集情报。”(《毕节的回忆》)
  “卢育生同志利用其公开的合法身份,广泛与各阶层人士接触。他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礼帽,有时又身着戎装,十分活跃”,得知宁起枷是毕节本地人后,“主动找我谈话,详细了解毕节的社会情况,如军阀、土匪的武装力量如何?土豪劣绅占有土地、财产状况、武装力量又如何?有哪些知名人士、政治态度如何?知识分子的动态等等。此后又安排我在缮校室缮写公文。”(《毕节的回忆》)一个“滴着细雨的傍晚”,宁起枷领着“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奋斗了十年”的卢志英来到“镇南门”“宁家龙门”家中,介绍兄长宁汉戈与卢志英认识。此后卢志英常来“宁家龙门”与兄弟俩谈心,“从个人的身世谈到国家的命运/从辛亥革命谈到红军的长征/我们已经彼此信任,心心相印/我们真佩服这位年轻的兄长/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又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每当目送他那高大的背影消失在茫茫黑夜/我们总会感到,在那层层夜幕后面/就是五彩缤纷的光明”,“从他的身上,我们找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光明。”(宁汉戈《雨花魂》第八章“乌蒙磅礴走泥丸”诗句)
  “1935年秋天,卢育生同志找我和宁汉戈同志商量,要我们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人帮忙写密件,传递情报。最后,决定由我做这个工作。在林绍铭家里,卢育生同志耐心地教我写密件。学了一段时间,我掌握了方法。把他交的材料密写好,再交还他,至于寄往何处,我就不知道了。做了一段时间,我感到忙不过来,便介绍尹司农同志参加这项工作。卢育生同志亲自找尹司农谈话,几天后,尹司农便到专署和我一起当文书。密写工作从此由尹司农同志负责。卢育生同志还在专署里安排了一个地下党员,秘密为他收发电报,搜集各种情报,使他能尽快地了解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和分布状况以及红军的动态。”(《毕节的回忆》)“我由卢育生同志安排在缮校室,缮写专署公文,为卢育生提供情报。跟我一起缮写公文的还有宁起枷。”(尹司农《毕节第一任专员莫雄》)
  莫雄是带着特殊使命来毕节任职的:根据情报,在作为川、滇、黔三省交界的毕节周边,聚集着中央几千“共匪”伤病员;蒋介石给莫雄布置的任务,就是要剿灭这些“残匪”。莫雄到毕节任职后,宁起枷、宁汉戈、尹司农(毕节城区小横街人,初中毕业后参加中共毕节党支部外围组织“草原艺术研究社”和“我们的读书室”相关活动。1934年冬,尹司农在毕节协助卢志英做了不少革命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他曾任遵义市政协副主席、贵州省黄埔同学会顾问、贵州省政府参事)等,按照卢志英的指示,立即联系地下党组织,火速通知毕节周边红军伤病员转移到安全地带。莫雄、卢志英等又谎报军情,告诉蒋介石“业已肃清流窜之残匪”。此时蒋介石正被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折腾得晕头转向,根本无法核实相关情况。
  经宁起枷介绍,在毕节城,除宁汉戈外,卢志英还认识了住在“杨家公馆”内的林绍铭。“卢育生同志性格爽朗、平易近人,我们之间很快便无所不谈。有一次到林绍铭家中,他意外发现了‘我们的读书室’的书刊,非常高兴,便马上了解我们开展活动的情况,并要求参加。他积极支持这一活动,亲自开列书目,汇钱到上海订购书刊,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等等。从书目可以看出,他想从基本理论上提高我们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他的加入,使‘我们的读书室’活动开展得更有生气。我们每个星期日在林绍铭家聚会,交换读书心得,畅谈天下大事。卢育生同志常常来参加这种座谈会,以他渊博的知识结合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给我们讲解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分析国内外形势。在我们眼里,他是一位多么成熟的共产党员呀!但是除了与我们无所不谈外,跟别人来往,他却极有分寸、慎重小心,显示出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得到宁氏兄弟的帮助,卢志英在毕节的工作如虎添翼:“志英的身边聚集起一批进步青年/为他的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林绍铭为他搜集情报/宁起枷给他管理文件/尹司农为他抄写电文/我常常带他去周围的农村/了解风土人情,观察地形地貌/为红军的到来准备周全。”(宁汉戈《雨花魂》第八章《乌蒙磅礴走泥丸》诗句)
  1935年夏天,卢志英告诉宁起枷:“我的太太要来了,请帮我找间房子。”宁氏兄弟非常高兴,帮忙解决了问题。“两天以后,卢嫂来了/齐耳的短发,和蔼的笑容/怀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儿/听说,她是一个医生。”(宁汉戈诗句)一个星期以后,卢志英说要送母子俩回老家山东,离开了毕节。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接应红一方面军的一批伤员,把他们送到云南边境,而就在这次执行任务再次遭遇强敌时,卢志英“从育民怀中夺下儿子/向西山峡谷飞奔/他把心爱的小容放在一棵枣树杈上/自己迅速地躲进密林”。儿子不满周岁即不幸遇难,卢志英、张育民用亲生骨肉换取了8位战友的生命。
  1936年初的一天,卢志英找宁起枷谈话,说红二、六军团正向黔西、大定(今大方县)、毕节方向转移,希望宁氏兄弟能留下来,待红军到达毕节时参加红军。卢志英还给了宁起枷一支手枪,让他注意城外一些客栈的过往行人,如发现黔西、大定或其他邻县来的有红军便衣侦察员迹象的人,立刻告诉他,以便采取措施,加以保护。“红军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正杀奔你们毕节而来!”把这个喜讯告诉宁起枷时,卢志英一面说一面放声大笑——“他说话时的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毕节的回忆》)。
  从2月9日进驻至2月27日退出毕节向安顺地区转移,红二、六军团共在毕节住了18天之久。“草原艺术研究社”和“我们的读书室”的许多成员,带头组织群众为红军筹粮、筹款、置药,踊跃参加红军。在此期间,宁氏兄弟参加了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的一些活动。红军离开毕节十几天后,卢志英又回到毕节,来到“宁家龙门”与宁氏兄弟饯别:“又是一个细雨纷纷的夜晚/志英来到我家向大家辞行/几杯薄酒,几碟小菜,战友畅饮/真舍不得离开大家/舍不得离开你们/这些革命的好弟兄/但党需要我们/投入新的战斗/我们只有奋力前行/亲爱的同志们,等待我们的/是多么波澜壮阔的斗争。”(宁汉戈《雨花魂》诗句)卢志英说自己任务已经完成,要回上海工作,问宁起枷能否随他前往。因工作需要,宁起枷必须留在毕节坚持斗争,只能由尹司农跟卢志英回上海——后来,尹司农由卢志英秘密吸收入党,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杰出的图书发行专家
  1937年,宁起枷与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共同发起,创建了毕节“群益书店”。也就在同一年的11月份,经贵州省工委毕节党支部负责人徐健生介绍,他与哥哥宁起鲲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群益书店”,宁起枷派人去广州、桂林、贵阳等地的“生活书店”采购了不少进步书刊,其中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鲁迅文集》等,解决了许多青年追求进步却无处去借书、去买书的问题。
  另据2003年9月出版的《毕节地区志·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志·社会文化团体》第一章第一节“民国时期的文艺社团”记载:1938年秋,国民党军政部第八补充兵训练处政治部在“邱家花园”(原毕节县政府,今“三江花园”内)成立“孩子剧团”,中共毕节县工委派地下党员宁起枷、邱在模、邱在陵、陈国枢、周鼎祥和党外积极分子参与其中。除在毕节城区演出街头剧《难民曲》《打东洋》《打城隍》和舞台剧《流亡曲》外,1939年春还到大定、黔西、水城等县巡回演出。每到一地,剧团都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演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宣传讲演。
  再据《毕节一小校志》相关资料记载,从1937年9月到1939年7月,宁起枷曾在校担任语文、体育、音乐教师,后因革命需要离开毕节。
  1940年,宁起枷在重庆“生活书店”任职员;1943年,他在重庆“国讯书店”任职员;1944年到1946年,他在重庆、上海“进修出版社”任经理;1946年下半年到1949年9月,他先后在烟台、大连、济南“光华书店”任营业部主任、经理。因为掌握、精通图书发行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1977年,他先后担任贵州省新华书店经理,新华书店总店计划处副处长、一处处长、办公室主任。1978年至1983年,他调北京任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馆长、顾问。
  离职休养后,宁起枷曾回过毕节一次,替哥哥将回忆林青烈士及其革命战友英雄业绩的《高原之鹰》(1991年7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分赠亲友同学。去世之前,他克服身体病痛,撰写或者口述,留下了《忆林青同志》《忆周素园》《毕节的回忆》等文章,为研究毕节早期革命历史和红色文化奉献了珍贵史料。1993年9月,77岁的革命老人宁起枷在北京逝世。(作者系毕节二中教师、资深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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